生命权保障视角下拒执罪量刑起点的司法突破与实践路径

图：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新全

问题提出：“执行难”困境下的生命权救济痛点

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，“执行难”始终是制约司法公信力的突出瓶颈，尤其在交通肇事等侵犯生命权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表现更为尖锐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，交通肇事类侵犯生命权案件占比高达33.6%至44.4%，约8.4万至11.1万件。此类案件中，受害者往往面临重伤、死亡等严重后果，亟需及时的经济赔偿与权利救济，但传统司法实践将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（以下简称“拒执罪”）的追责起点限定为“判决生效后”，导致“案发后至裁判生效前”的诉讼空窗期成为恶意逃执的高发区。肇事者利用该期间转移、隐匿财产，使得生效判决沦为“法律白条”，既严重侵害受害者的生命权衍生权益，也动摇了司法权威与社会公平正义的根基。

为破解这一困境，司法实践与司法解释逐步形成共识：拒执罪的量刑起点应从传统的“判决生效后”前移至“案发后侵权人明知负有救助与赔偿责任却转移财产之时”。这一突破不仅回应了生命权保障的迫切需求，更构建了全链条规制恶意逃执行为的法治屏障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。

法理基础与规范依据：量刑起点前移的正当性支撑

一、法秩序统一原理：跨部门法的义务衔接

法秩序统一原则要求民事、行政、刑事法律规范形成逻辑自洽的责任体系。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70条规定，肇事司机案发后负有立即停车、抢救伤员的法定义务，隐含着对后续赔偿责任的预判可能性；《民法典》第1005条、第1165条进一步明确，侵权人对侵害生命权造成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。这些民事、行政法上的义务，为刑法中拒执罪“明知责任”的认定提供了直接推定基础——案发后，侵权人基于常识与法律认知，必然知晓其行为可能引发的赔偿责任，此时转移财产的行为本质上已构成对未来执行秩序的侵害，符合法秩序统一的内在要求。

二、刑法理论支撑：继续犯的追诉逻辑

拒执罪的本质是侵害司法权威与债权人权益的继续犯，其犯罪行为具有持续侵害法益的特征。根据《刑法》第89条规定，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；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，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。案发后侵权人转移财产的行为，从实施之日起即持续侵害受害者的债权实现与司法机关的执行秩序，直至财产被追回或赔偿义务履行完毕，其犯罪状态才告终止。因此，将量刑起点前移至“明知责任”时点，完全符合继续犯的追诉规则，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。

三、司法解释突破：规范依据的明确化

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24〕13号），首次将拒执罪“转移财产”的认定时间从“判决生效后”扩展至“诉讼开始后、裁判生效前”。该解释第六条明确规定：“行为人为逃避执行义务，在诉讼开始后、裁判生效前实施隐藏、转移财产等行为，在判决、裁定生效后经查证属实，要求其执行而拒不执行的，可以认定其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，情节严重，以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。” 这一规定为拒执罪量刑起点前移至“案发后”提供了直接规范依据，标志着拒执罪从“威慑符号”向“执行利器”的转型。

实践演进与案例支撑：司法突破的落地成效

一、指导性案例的示范引领

最高人民法院第1396号指导性案例明确了核心裁判规则：肇事司机在案发后、诉讼前通过离婚分割财产等方式转移财产，逃避赔偿责任的，可直接认定为拒执罪。该案例确立了“案发后+明知责任+财产转移”的认定框架，打破了“唯判决生效论”的传统局限，为全国法院提供了统一的裁判指引。

二、典型案例的实践印证

“小宇泽案”作为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生命权保护案例，充分体现了量刑起点前移的司法价值。该案中，肇事司机具有银行从业人员背景，案发次日即转移大额财产，其专业身份佐证了“明知赔偿责任”的主观故意，法院最终将该转移财产行为纳入拒执罪量刑考量，有效遏制了“专业人士利用信息优势逃执”的现象。此外，曾某明案进一步将量刑起点前移至“民事起诉前”，被告人在诉讼程序启动前转移专项扶持资金，仍被认定构成拒执罪，彰显了对恶意逃执行为全链条规制的司法决心。

三、实践成效的整体提升

据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司法数据显示，随着量刑起点前移规则的普及，全国法院执行到位率从传统的40%左右提升至51.35%，交通肇事类案件“执行不能”的比例显著下降。这一变化不仅让更多受害者获得了实际赔偿，更强化了司法裁判的既判力，向社会传递了“逃执必被追责”的强烈信号。

争议焦点与认定标准：精准适用的关键维度

一、核心争议：“案发后”的界定边界

当前司法实践的争议集中于“案发后”与“司法程序启动后”的界定差异。有观点认为，应严格按照司法解释规定，以“被告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后”作为起算点；但生命权保障的特殊性要求更宽泛的解释——结合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救助义务规定，案发后报警备案即应视为侵权人知晓责任的起点，无需等待立案、批捕等后续司法程序。

破解这一争议的核心原则是“责任明知为核心”：只要侵权人在案发后能够预判自身赔偿责任（如造成人员伤亡、存在酒驾逃逸等全责情形），其转移财产行为即应纳入拒执罪评价范围。这一标准既避免了对程序节点的机械依赖，又紧扣拒执罪 “主观明知+客观逃执” 的构成要件，实现了打击精度与权利保障的平衡。

二、“明知责任”的司法推定规则

司法实践中，“明知责任”的认定可采用 “客观事实推定主观故意” 的路径，结合以下三类证据综合判断：

基础事实证据：包括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（全责或主要责任）、人员重伤/死亡的鉴定意见、侵权人是否存在酒驾、逃逸等违法行为，这些事实直接证明赔偿责任的必然性。

主体特征证据：若侵权人具有法律、金融、保险等专业背景，或从事与财产管理相关的职业（如银行从业人员），可直接推定其知晓财产转移的法律后果。

行为反常证据：案发后短期内大额提现、无偿转让财产给关联方、低价处分核心资产等反常行为，进一步佐证其逃避责任的主观恶意。

上述三类证据形成完整链条，即可认定“明知责任”成立，为量刑起点前移提供事实依据。

生命权案件的特殊性与社会意义

一、生命权保障的优先价值

生命权作为最基本的人格权，其衍生的赔偿请求权具有优先受偿的伦理基础。交通肇事等侵犯生命权的案件中，受害者的医疗救治、家庭扶养等需求具有极强的时效性，若因侵权人逃执导致赔偿延迟，可能引发“救死扶伤”的人道主义危机。将拒执罪量刑起点前移，本质上是通过刑法介入，保障生命权衍生权益的及时实现，体现了“生命至上”的法治理念。

二、社会治理的法治赋能

这一司法突破具有多重社会意义：其一，有效遏制“诉讼空窗期” 的逃执行为，减少“执行不能”现象，维护司法公正与社会公平；其二，提高恶意逃执的违法成本，倒逼侵权人主动履行赔偿义务，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；其三，完善儿童保护等公共政策的法治环境——交通事故是儿童伤害的首要成因，量刑起点前移能为受害儿童提供更坚实的权利保障；其四，强化司法权威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生命权保护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
以司法突破守护生命尊严

拒执罪量刑起点从“判决生效后”前移至“案发后明知责任转移财产之时”，是生命权保障理念在刑事司法中的重要体现，也是破解“执行难”的关键举措。这一突破既有着坚实的法理基础与明确的规范依据，又经过了司法实践的充分检验，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全链条规制恶意逃执行为，让生命权的救济不再受制于程序空窗，让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真正落地生根。

未来，还需进一步完善公检法联动机制，建立财产查询共享数据库，强化案例指导与裁判尺度统一，让这一司法突破的实践效果最大化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破解“法律白条”困境，以法治力量守护每一个生命的尊严与价值，为全面依法治国筑牢民生保障的坚实根基。（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朱新全）

责编：阳瑞